导读

2月18日大年初九，龙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长三角不少城市在这一天召开了新春第一会，定调全年的工作重点，例如，上海市召开营商环境优化大会，盐城市召开全市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昆山市以新型工业化作为龙年“第一会”主题等。大多数长三角城市把关注重点放在了经济工作上，谋划招商“大比武”，产业结构“再优化”等工作路径，各地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谋新招，出硬招。

在经济工作的大命题下，儒余认为，营商环境是地方经济发展之基，而实体经济则是地方经济发展之本。

上期，我们立足营商环境优化，从堵点与难点出发，探讨如何切实有效提升营商环境质量，赋能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本期，我们将围绕新春第一会的主要话题方向，着重探讨地方产业发展在面临“低效”“低潜力”“高能耗”等问题背景下，如何实现工业场景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的“最优解”。

因此，本篇文章将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研究方向，就新型工业化“新在何处”“存在的问题”“如何实施”三方面出发，帮助读者理解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与需要采取的措施，助力地方工业实力的持续增强、工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一、新型工业化，“新”在何方

新型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距离第一次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时间已过去22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指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自此，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就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概念牢牢绑定，出现在十六大到二十大之间的每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二十大工作报告更是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目前，国家正掀起新一阶段的新型工业化浪潮。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期，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提出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基础。可以说，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催生新质生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是抢抓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机遇、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大会进行动员部署。据儒余不完全统计，从截至2024年2月20日，全国共有27个省级行政区召开了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详情见附表）。新型工业化，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

新一阶段的新型工业化究竟“新”在何处？在数字经济及产业信息化发展融合带动下，儒余认为，新型工业化主要新在新的制造技术、新的材料工艺、新的生产工具以及新的生产要素四方面。

1.新的制造技术，给工业发展带来了效率和灵活性的突破。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制造技术的升级。本阶段的新型工业化立足于智能制造，以生产技术的跨越奠定我国先进制造核心竞争力。以生产线为例，工业时代前期对于规模化、大批量生产的需求使得刚性生产线在我国大范围运用。虽然柔性生产线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欧美等国提出，但因为技术壁垒等问题，一直未能在我国普及。“工业4.0时代”对定制化的需求推动我国柔性生产线的增长，其采用模块化、智能化、自适应性强等技术手段，通过快速调整生产线的设备、工艺和控制系统来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线。目前，我国柔性生产线市场年增长规模超过18%，部分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制造技术的改变将给工业发展带来结构性改变，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极。

2.新的材料工艺，给工业发展带来了绿色化升级。在本阶段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涌现了很多新的材料工艺，如绿色生物替代、化学工业绿色替代等，例如，随着我国生物制造的发展，有85%的塑料制品有望被生物基所替代，相较于塑料原材料石油基的高碳排放，生物基的碳排放只有石油基的五分之一，将极大地减少碳排放。发展新的制造技术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传统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如何在新的制造技术涌现时鼓励市场主体的探索创新是本阶段新型工业化探索的重点。

3.新的生产工具，给工业发展带来了数字化支撑。近两年，智能化的生产工具革命引领产业技术革命。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爆发式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开始适应新的生产、存储与传输体系，工业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量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AI生成技术等高新技术进一步运用到工业制造业领域，“5G+工业互联”显著优化工业生产管理体系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爆发式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开始适应新的生产、存储与传输体系，工业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4.新的生产要素，给工业发展带来规模性升级。在本阶段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中，数据、资本、信息、管理经验等更多数字化要素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而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汇整合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迁跃。数据被用来改良传统生产模式、拓展新的产业端点，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及时的响应和反馈，对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有极大的价值。与此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引领的人工智能工具进一步提升了数据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成为相较于过去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本阶段的工业制造业数据、产品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对赋能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展现较大潜力。

二、我国新型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然而，在本阶段推行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受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我国工业发展目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部分产业环节自主可控能力还不强，工业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观。综合来看，我国目前新型工业推进主要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对产业发展缺乏科学统筹。一方面，在企业招引过程中企业数智化水平往往不是企业筛选的重点。在招商“内卷”时代，很多地区招商“图快”“图大”，往往就容易引入产业能级较低，数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地方产业无序发展，限制产业的进一步成长。如近两年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现象屡禁不止，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盲目规划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以动力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很多地方政府在未能摸清行业需求、产能情况、区域产业适配性的背景下，仅根据市场热点判断就大量上马相关项目，导致部分行业都正在经历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仅仅是规划产能远高于市场需求，还出现“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情况，不仅浪费政府资源，给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拓展信息：以化学电池产业为例，我国化学电池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行业的高热度引发了企业的“一哄而上”，产能过剩问题随之而来。电池产能严重过剩，截至2023年底，我国化学动力电池规划产能接近5000GWh，而实际出货产能仅600多GWh，产线利用率仅有12%；化学储能电池方面，截至2023年9月末，全国储能系统规划总产能超845GWh，但累计出货量仅127GWh，产线利用率仅有15%。受车型调整、电池产品技术更迭等因素影响，动力电池的出厂装车率从2020年的76%下降到2023年不足50%。

第二，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意愿低。目前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大、产品集成度较高、产线较为集中并且产业附加值大的制造企业，如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坐落小米智能工厂、位于上海临港的国内首家“黑灯工程”是上汽乘用车临港工厂、格力全国8个基地都基本达成了无人生产等。然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在成本和收益两个维度来看，模仿巨头进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都并不一定带来直接利好。据资料显示，小米智能工厂的总投资金额高达6亿元，老板厨具升级智能工厂投入5亿元，产线智能化转型的高额投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很难承担的费用。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人口红利尚未用尽，低端制造业的智能化需求不高，转型后对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的同步配套也存在客观困难，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就更加趋于谨慎，哪怕政府尽力引导，往往效果也难以达到预期。

拓展信息：儒余在调研中发现，虽然长三角经济核心区内很多地方受益于“苏南模式”带来的工商业发达，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获得了经济的腾飞，但近两年，也因“苏南模式”里的中小企业集中、产业附加值偏低等特征遭遇“高产值低收益”的问题，亟须进行系统化产业升级。然而，在我们实际调研中发现，“苏南模式”下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不想转、不能转、不会转”，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态度比较消极，这类制造业企业对制造业转型的迟疑态度是全国很多中小制造企业的缩影。

第三，企业数字转型技术壁垒尚未突破。在各地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努力下，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先进数字化制造企业，然而，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整体仍然较低，技术壁垒是其中重要原因。以“信息孤岛”问题为例，制造业的信息孤岛问题不仅尤为突出，更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信息孤岛指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数据独立储存、独立维护、系统种类不一等原因，彼此之间难以互通互转。信息孤岛问题不仅存在于设备之间，也存在于系统之间，更存在于产业链内部企业之间。以珠三角这个制造业汇集的地带来看，虽然已经有大量企业使用PDM、ERP，单元系统、物流系统、仓储系统等信息化技术配置产线，但系统标准不一，信息的收集和转换能力都较弱，甚至出现同一个企业内物流系统和仓储系统的数据无法进行数据对接的情况。在技术壁垒的限制下，数字化产业集群优势潜能难以释放，政府的桥梁作用难以搭建，影响制造业新型工业化进程。

拓展信息：根据业内人士分析，数据孤岛问题需要政府、行业和企业进行通力合作进行解决。政府需要加紧建立行业规范标准，从源头解决系统标准不统一所带来的识别障碍；市场鼓励更多新技术和系统集成服务商的出现，帮助解决制造业企业的系统鼓励问题；企业解决数据融合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并及时对老旧落后系统设备进行更换。

第四，新型工业化发展关键资源要素瓶颈明显。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与地方人才资源、工业结构和创新要素等资源息息相关，而相关资源在区域发展中存在着极强的虹吸效应，尤其是部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在人才与企业的“抢夺大战”中优势较大，人才和产业资源的汇集也使得其工业“地基”稳定，便于开展新型工业化转型。以深圳为例，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制造业出走，但都凭借着人才与产业的深厚基础完成了工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然而，很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正在受到城市经济发展薄弱、城市形象不佳、青年群体外流和产业创新能力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在本地推行新型工业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见到有效成果。

拓展信息：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也是制造业密集的地区之一，近两年，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原因，东北经济增长在全国产业竞争中逐渐落后。在经济发展受限，配套设施难以跟进的背景下，东北在过去的十年间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情况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东北三省总人口相较于10年前减少1101万人。在创新能力上，虽然东北高校的科研基础强，但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和人才留用能力难度都比较大，创新能力相较于其他制造业密集地区有显著差距。在东北振兴的宏观战略中，产业数字化转型滞后、外来数字化产业投资偏少、工业互联网面临人才制约等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东北的产业发展。

三、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地方在推进产业升级，找寻新的制造业生长极的关键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区将其作为新年第一会的主要议题。然而，在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生产方式加速改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地缘政治的长期博弈、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传统生产结构的挑战和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本阶段新型工业化带来挑战，“求稳、图快、一刀切”的政策制定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地方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基于本阶段新型工业化的社会背景和上一章节中讨论过的实际问题，儒余认为，地方需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勇于面对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阵痛”，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新动能，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历史性突破。具体需要立足于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明确产业发展“施工图”。紧密围绕地方产业发展基础，聚焦工信部出台的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做好地方产业发展的系统规划，实现传统优势产业的引导转型及新兴、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科学布局。一是综合工信部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最新的鼓励方向和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以主体培育为重点，建设起一套经过充分验证的、具有可行性的产业发展路径计划；二是充分意识到未来产业孵化培育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情况，建立起差异化的资金支持模式，不能只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能只投“短、平、快”的生意，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丰富资金参与模式，立定“十年树产”的长线思维，从给政策到给机会，从引企业到立行业，“投小、投早、投未来、投硬科技”。

第二，引导加速“智改数转网联”进程。“智改数转网联”是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目前，各地政府在“智改数转”等方面已经收获了可观的成果，尤其是长三角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高新制造业密集城市，然而，在“智改数转网联”进入深水区后，大量中小企业加入在数字化转型的主观能动性上还存在不足，直接限制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范围和深度。为了突破这层壁垒，很多地方政府正加紧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升级。为了调动企业积极性，主动以政府为服务主体，为有需要的企业进行“智改数转网联”服务供给，“引”“育”数字化服务商集群。一方面“政府埋单”推进网络、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另外一方面尽力推广应用，通过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举措，全力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第三，加快技术标准制定助力制造业数据信息互联。面对传统“金字塔式”工业体系架构导致的数据浪费和算力冗余，为了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新一代工业网络开始推动工业互联网的标准体系建立和推动网联化进程。在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的搭建过程中，需要政府主导制定行业标准化规范。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工业互联网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要求对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共性、网络、“5G+工业互联网”、代码解析等维度制定行业规范化标准。各地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互联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互联网的标准化建立将显著打破制造业“信息孤岛”问题，促使信息共享和产业集群效应提升，为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四，关注人才和城市形象的提升。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人才与产业资源往往存在“双向奔赴”的情况，二线及以下城市单靠传统的人才吸引计划和产业资源补贴往往难以有针对性地在短期内吸收足够的产业创新禀赋，产业提质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很多政府着力关注人才的引入与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城引人，以人兴产，以产招人，最终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是着力提升人才政策与城市“软实力”，通过高于一线城市的人才补贴吸引一线城市外溢人才，建立产业创新“基本盘”。例如，杭州以超越上海的人才政策和优秀的公共服务能力吸引了大批人才流入杭州“新城”，创造了2010-202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37%，人才净流入位于江浙沪所有城市第一的成绩。二是依托本地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做大产业的贯穿性，以产业名片来吸引对口人才，最终实现产业跃迁。在二线以下城市在吸引人才上存在劣势的情况下，很多城市选择瞄准一个产业类目，扎实耕耘，以强优势产业吸引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打出声势，再通过产业辐射吸引更多创新资源的流入。如在生物制药领域就有苏州和连云港分别通过差异化竞争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创新资源涌入。